[16]本部分将分别加以讨论。

义务同样是法律中的关键性概念，与权利共同构成了法律的基本范畴。不过，伦理的调整对象不限于行为，其对人的意识同样产生规范作用。

1.生命伦理学的出现生命伦理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基因编辑婴儿案为例，贺某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要求适度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指向人口数量问题，人口数量问题解决后，生育权限制理由已不复存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始终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命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彰显了我国推动科技伦理法治化的鲜明立场。因此，第二、三种规范转化路径可能更符合伦理适度且稳妥法治化的要求。

第二，法律理念的拓展。第三，公平性与正义性。当前笼统的特区授权决定是否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值得讨论。

实践中许多名义上的授权并非是真正的授权，部分授权决定实际上是在进行职权的分配，另一些授权决定中并不含有权力的转移，还有一些授权决定授予的并不是典型的立法权。[17]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第14页。既然只有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才需要被授权，那么下位法制定机关应获授权的最大范围就是法律保留的范围。它们不能通过专业性机构的日常工作程序作出，而应当通过政治过程作出，是真正的重要性事项。

基于我国和域外的立法规定与相关理论，在相对保留下，上位法制定机关可以进行概括授权，而在绝对保留下，只能进行具体授权。[25]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效果出现巨大差异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始终保持了中央的政治权威。

故由法律所创设的利益，一般不能由缺乏民主控制的行政机关来设定剥夺措施。其四，税收制度在横向维度属于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国务院作概括授权。纵向法律保留的事项范围应在系统梳理该制度背后的规范基础及其立法目的的基础上加以确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但事实上，违背禁止授权原则的情形大量存在。但在《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除了要求国务院制定房地产税试点具体办法外，还要求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001版。大多数立法事项本身不需要或者无法被授权，因为它们已被下位法的立法职权所包含。

如《体育法》第49条第2款规定：运动员选拔和运动队组建办法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规定。若被授权事项属于市场统一事项，则中央立法机关可以进行概括授权，若属于政治统一事项，则只能进行具体授权。

纵向概括授权是指中央机关通过第二性规则向地方机关所作的授权，其可针对的事项是纵向相对保留事项，即涉及市场统一的事项。从我国和域外法律体系的既有规定和相关理论来看，概括授权只能发生于相对保留（或传统保留）之下，而具体授权则可发生在绝对保留（或国会保留）之下。

所以，对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立法变通授权，只有在创制性变通层面才有可能被视为授权立法。综上，唯有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才需要被授权，同时，就法律保留事项进行授权立法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正当性、必要性。各下位法制定机关应获授权方能立法的范围是法律保留范围，在横向维度，包括侵益性事项和其他重要性事项。故此，相对法律保留范围（或域外所谓传统法律保留）就是概括授权可以存在的范围。这其中的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的性质引发了较多争议。因此，授权立法是指上位法制定机关将自身所有的规范创制权转移给其他本不具有该权力的主体。

（四）授权立法与授权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上位法的差异《立法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特定事项授权在规定期限和范围内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在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单一制的我国，国家立法权力具有一体性，中央立法机关虽然根据宪法和法律保留了部分立法权，但将这些立法权授予下位法制定机关并不存在宪法层面的障碍。

但若细究实践中的各项决定，我们可以发现，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决定并非授权，它们只是授权主体在不变动法律规范内容的前提下，中止现行法律规范的施行效力的一种立法性措施。[31]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第50页。

至此，文章开篇所提到的几项争议已可在上述理论脉络中获得解答。 摘要: 授权立法是指拥有立法职权的主体将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事项的创制性规定权转移给本身不具有此项权力的主体来实施的行为，其不同于立法职权的分配、执行性立法权的确认、立法修改权的赋予以及上位法的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

以上观点将法律保留（及宪法保留）作为限制授权立法范围的主要规范依据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的法律保留理论似乎仍不能有效解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全部疑难问题。而目前有关经济特区的授权决定由于内容表述过于笼统，应当被归入职权分配范畴，而非概括授权范畴。故当时的土地制度在涉及土地权属转移时，只允许国家征用，而不允许私下转让。这两个维度相互交叉即可形成横向概括授权、横向具体授权、纵向概括授权和纵向具体授权四种类型。

该型授权的实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0条第1款：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就贸易、投资及相关管理活动制定法规（以下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这些授权决定中所谓的改革创新实践需要以及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涵盖了什么内容？又是否存在范围的限制？通过对各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近年来的相关立法的观察可以发现，授权决定的模糊带来了实践中一定程度的无序。

[15]这说明，不论在何种体制之下，立法机关垄断所有的规范制定权，甚至仅垄断所有重要领域的规范制定权，都是不现实的。综上，涉及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的事项应当由中央立法保留。

[5]可见，授权的核心是将权力从有权者转移给原本无此权力者。而执行性立法不涉及权力转移，它们是执行主体对被执行对象的一种自发的具体化。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权力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此系授权立法决定。[29]因此，在市场统一原则之下，各个地区不能随意制定干预市场的政策，相关事项应交由中央立法保留。但在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这两个方面，政治统一更加基础，一般来说更倾向于被绝对保留。部分美国行政法教科书甚至已不再使用禁止授权原则的表述，转而使用授权原则（Delegation Doctrine）。

在《公司法》出台之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基于授权率先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即为后续国家立法提供了重要借鉴。从以上事例中可以发现，概括授权从形式上看既可能表现为单独的授权决定，也可能表现为某个立法中的授权条文，它们的功能是为下位法指明立法的范围与方向。

如果由其他主体设定，那么在何种情况下剥夺这些利益就不再由利益创设机关决定，这有损立法的民主性与权威性。而纵向法律保留的实质内容则来自《宪法》第5条第2款中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即纵向法律保留应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所以，除了在横向维度也需要绝对保留的事项外，纵向绝对保留还包括税收、基本经济制度等与中央统一领导相关的事项。在不精确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上位法保留笼统表述为法律保留，以适应学术界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